出尔反尔，印度再次不讲“武德”！
2014年，印度政府表了个态：印度有人口有市场，欢迎更多中国公司来印度发展。
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在一次演讲中说，要让印度变成一个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但仅仅过了七年，印度就又变了脸。
vivo不是孤例
2022年7月5日，印有“Love India，Love vivo”的电梯门突然打开，电梯中快步走出多名印度执法人员。
vivo印度公司的员工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只能放下工作，默默配合。
这样的场景，在包括vivo印度公司在内的23家关联公司，以及48处经营地点同时上演。
如此规模的突击检查，当即引爆中印两国媒体。在两国人民的瞩目中，印度执法局的官方声明终于在7月7日发布。
该声明认为，vivo涉嫌违反了印度的《防止洗钱法案》，因此冻结了vivo及其关联公司在印度的119个银行账户，共计冻结了价值约46.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9亿元）的资产。
被冻结了生死攸关的现金流，vivo自然要申诉，它向德里高等法院提交了文件，要求撤销印度执法局冻结其银行账户的决定。
在印度状告印度执法机关，很难想象当地法院会毫无偏袒。
7月13日，印度德里高等法院提出，vivo需要向银行提供95亿印度卢比（约8亿元人民币），才可以解冻vivo银行账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vivo的银行账户刚解冻没多久，印度税收情报总局又在8月3日发布通告，指控vivo逃税221.7亿卢比（约18.9亿元人民币）。
如今很难说vivo是否还“Love India”，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已经不再“Love vivo”了。
从“小甜甜”转变为“牛夫人”，vivo的遭遇其实早有预兆，从大规模的突击检查到冻结账户，一场针对中资企业的打压其实预谋已久，vivo也远非第一个受害者。
2021年，华为收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它被排除在印度的5G实验名单之外。
转年3月，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电信设备商都参加了5G实验，却依然不见一家中国企业的名字。
但此时的华为已经无暇顾及此事，就在2月15日，印度税务部门突降与华为相关联的主要营业场所，对其进行搜查行动。
印度税务部门的官员们查看了华为的一串文件：财务文件、账簿、公司记录、印度业务和海外交易文件，并将部分文件带走。
税务部门最后给出的说法是，搜查行动是印度专项打击电信公司逃税行为的一部分，这些公司涉嫌通过购买股票、虚假开支等方式向境外母公司转移利润并逃税，使“印度财政损失巨大”。
印度对中企的打压可谓一视同仁，连2014年就扎根印度的小米，也不例外。
2022年4月26日，小米印度的财务官萨米尔·拉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承认，XTIPL（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已按照小米集团公司某些人的指示支付了特许权使用费。”
但这段话的背景，却是萨米尔·拉奥已经被印度执法局传唤审讯多次，不但本人遭受身体暴力，就连家人也受到威胁。到4月27日，萨米尔·拉奥就撤回声明，并称自己并非自愿发布。
从1月开始，印度对小米的打击接踵而至。
1月份，印度财政部以“非法汇款给外国实体”为由，向小米开出5.6亿的天价税单。
4个月后，印度执法局以小米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非法向境外汇款的理由，冻结了小米印度公司约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同月，印度执法局又扣押小米7.25亿美元现金，理由为不当转移资金。
无奈的小米只能选择上诉。5月6日，资产虽暂时得到解冻，但与印度执法局的官司仍要继续。
同一时期，华为、OPPO、一加等手机厂商均与印度执法局陷入纠纷，而这一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手机制造这一领域。
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就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的打压。
2020年4月，《印度大型电子制造业的生产挂钩奖励计划》正式发布，其中既包含多家印度本土手机公司，也包括国际巨头三星、苹果等。但在印度占据高份额的中国手机公司，却一家也没出现在名单中。
同月，印度还颁布了FDI（外国直接投资）新政，该政策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在投资印度前，必须经过印度审查。
政策听起来一视同仁，但看看地图就知道，接壤印度的国家里，除了中国，哪里找到一个有投资实力的国家？
这项政策的负面影响慢慢显露了出来，从政策颁布到今年6月29日，中国企业一共提交了382项申请，通过印度批准的是80项。
随后，全面的打压彻底开始了。
2020年6月起，印度以对印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构成威胁的理由，对包括Tik Tok、微博、微信、绝地求生游戏在内的300多个中国APP进行封禁。
类似vivo、小米、华为那样的突击调查，如今已经涉及超过500家中国企业。一位在印度做安检业务的中国公司曾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其实查不出问题，但每次都要给钱”。
打压甚至渗入到印度政府内部，连那些为中国企业审批注册的印度合规官都在劫难逃。这一行为，彻底导致整个印度的企业服务行业都收到一个信号：为中国企业提供服务非常危险。
可以说，如今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如履薄冰。
然而，仅仅八年前，印度还在敲锣打鼓欢迎中国企业，从蜜月期转入冰河期，究竟发生了什么？
印度究竟在干嘛
“莫迪！莫迪！”
2015年5月，当莫迪身影在印度驻中国大使馆播放的宣传片中出现时，印度人欢呼雀跃。
彼时，莫迪刚刚上任印度总理一年，他最看重的就是印度经济发展，包括与中国的深度合作，甚至因此婉拒了美日两国关于军事方面的协议。
为发展印度经济，莫迪提出了“印度制造”的理念。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总GDP的比重，从当时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超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
但对于电力欠发达、基建水平差、工业底子长期薄弱的印度来说，快速提升制造业权重，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想打铁，但自身不硬。这种时候，借助一个拥有完善供应链体系，充足人才储备，成熟基建技术的外部投资者（冤种），就是最好的选择。
举目四顾，最合适的投资者，正是北边的邻居中国。
于是，印度开启了一场面对中国的招商潮，莫迪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是值得印度学习的对象，中国的大量资本正是印度甚为看重的外部资源。
2015年5月，莫迪首次访华。在与中印两国企业高管会面时，莫迪特意介绍了“印度制造”，然后干脆直言不讳：
“我们非常迫切地希望发展那些中国十分强大的行业，我们需要你们的参与。”
这种开放的态度，赢得了印度工商界的广泛赞誉，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得到最稀缺的资源。印度商会的莫塔尔评价说：“他让来自底层的人们看到奋斗的力量和希望，目前人们渴望他带领印度走向世界。”
彼时的印度从上到下，对引入中国企业颇为热情，而面对印度的广袤市场，落后的工业基础，中企同样抱有浓厚的热情——“Love India，Love vivo”就是vivo在那一年提出的口号。
事后看来，无论是对这个口号，还是对“印度制造”，vivo都无愧于心。
除了多次在印度建厂，vivo更是积极培养印度当地供应链。根据vivo 2021印度影响报告显示：其中vivo印度选用的电池供应链有95%来自印度，计划2023年将显示屏印度供应链提高到60%，2024年将充电器印度供应链提高到75%。
八年间，vivo已经为大约140万名印度人创造了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并对160万名印度人的生活产生了社会经济影响。
在vivo走入印度之时，小米已经开始了对印度的布局。2014年，小米进入印度，第二年就拉来了富士康，在印度投资35亿美元设立了生产线。
2015年8月，小米在印度发布的红米2增强版手机，正是由富士康印度工厂代工生产的。
2020年，全球疫情导致供应链“宕机”，小米又不辞辛苦找来三家新的合作伙伴——比亚迪、DBG和Radiant，共同在印度建厂和生产小米设备。
截至当下，小米在印度拥有7家制造工厂，3/4的手机零部件做到了本土化，在印度销售的小米手机中，99%都在印度生产。
从vivo到小米、华为……称他们为印度精密电子制造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不为过。
中国的基建大军也陆续开往印度，铁路、电力、能源，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三一重工更是在2016年做出决定，每年都要向印度投资10亿美元。
当时的中国企业，颇有美国拓荒时期的味道，印度简直遍地黄金，中印两国媒体更是将“龙象共舞”捧上一个新的高度。
2014年以前，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额累计仅为24亿美元左右，而到了2016年，仅仅两年的“印度制造”计划，已经让这一数额翻了一番，累计超过48亿美元。
可惜，“龙象共舞”的“象”很快有了异心。
这个异心，是从一个名叫“分阶段制造计划”的政策开始的。
这是一个有蓄谋的计划。自2016年起，印度政府连续五年，针对不同手机零部件上调关税，最高税率达20%。
当时的中资企业在印度建组装厂，零部件大多是从中国进口，关税一提高，进口零件的成本就会跟着大大提升。
而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又是以中低端机为主，利润本就微薄，只要生产成本一上升，立刻就会掉到盈亏线下。
这只能让中资手机厂商将生产零部件的工厂，逐步迁移到印度本土生产。
用这一招，印度拿到了最想要的供应链。印度的电子工业配套因此飞速起步，从整机装配到元器件，印度的电子产业获得了一次大跃迁——根据印度手机和电子产业协会（ICEA）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印度国内电子产业产值翻了一倍有余。
这背后，大部分靠的都是中国电子厂商的贡献。
到了2020年，印度的“分阶段制造计划”，又换了一个新玩法：“生产关联激励”。
在这个新玩法里，印度当局表示将投入260亿美元，支持14个关键行业的生产，包括半导体、光伏、电子设备、制药、医疗器械、汽车等领域，要在印度本土制造业中扶持出“本土冠军”，同时创造出6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印度的搞法，背后其实有三个心思：
第一个心思比较粗暴，既然有了自己的制造业底子，那就干脆扶持自己人。
第二个心思打的是未来的主意。全球制造业走过了漫长的“美国创造、中国制造”，印度想要实现“印度制造”，早晚要与“中国制造”直接竞争，索性早早下手。
第三个心思，既来自于自卑与危机感，又来自于“中国制造”的强大压迫。
现在的印度人已经很难离开“中国制造”，比如：中国制造的玩具占据了印度90%的市场；中国制造的自行车占据了印度市场58%；中国的纺织品占据了印度市场35%......
在印度智能手机领域，中国企业更是几无敌手，小米、真我、vivo、OPPO一共占据了印度64%的智能手机市场，印度本土的智能手机品牌则被归入“其他”当中，根本不值一提。
而在这项政策的背景中，还掺杂了一连串见缝插针、边走边看的观察。
2017年，特朗普上任，然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2019年，有部分行业评估数据称，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至少已经有200家在中国的外企考虑将其部分或全部生产链条转移至印度等国家。
这让印度看到了希望。
2019年10月20日，印度财长西塔拉曼在世界银行年会上表示，要确定哪些跨国公司正在离开或考虑离开中国，要与这些公司展开接触，尽一切可能游说其去印度。
2020年4月，印度雷厉风行，主动联系千余家在华美企，放出优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随后的一个月，印军突然“两次越线进入中国领土”，将印度的民族情绪引燃。
同月，莫迪正式提出“自力更生”计划，计划显示政府部门将在未来五年内提供4000亿卢比的财政支持，用以刺激印度电子制造业的发展。
2020年8月，iPhone开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又是一个月后，班公湖的枪声响起。
军事、经济两条线并行，其中的缘由，不言而喻。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印度开始对中资企业百般刁难，频频施压。
2020年12月15日，印度信息通信技术部部长拉维·普拉萨德就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他的目标是让印度在手机制造领域“超越中国”。
此外他还表示，“政府要集中精力让印度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中心，印度未来五年目标是年产10亿部手机、5000万台智能电视和5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
印度媒体的口风也随之而变，中国不再是“值得印度学习的对象”、“甚为看重的外部资源”，而是需要追赶的目标，需要提防的对手。
现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印度手机市场的大门，已经开始关上了。
2022年8月8日，据国外媒体报道，印度打算限制中国大陆智能手机生产商出售价格在12000印度卢比（约1026元人民币，150美元）以下的设备，以推动印度国产手机产业发展。
不仅如此，印度的手，甚至伸向了更多“中国制造”称强的产业。
2021年10月，印度交通和运输部部长尼廷·加德卡里在一场活动中喊话称：特斯拉要想拥有印度市场，就必须在印度建厂生产，避免在印度销售“中国制造”，并将“印度制造”的特斯拉向全世界出口。
为了显得更有说服力，加德卡里承诺，印度政府将会向特斯拉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并保证特斯拉在印度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还低。
“无论想要什么支持，我们的政府都会有求必应。”
靠过河拆桥就能实现“印度制造”？
让印度制造替代中国制造，让印度资本替代中国资本，让全球产业中“美欧日+中国”的制造业格局，变成“美欧日+印度”的新格局。甚至有专家将此概括为ABC政策（Anything But China）。
面对中国，印度着着实实玩了一把过河拆桥。
面对印度政府的打压，一些中国企业已经没有耐心再承受如此折磨，直接选择了撤资。
7月，在荣耀的产品发布会后，荣耀CEO赵明公布了撤出印度市场的决定——荣耀几年前就在印度有团队和经营了很长时间，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荣耀印度团队撤出了。目前荣耀在印度仍有合作伙伴，并开启了相关业务，同时印度市场保持了盈利。未来，荣耀会采取非常稳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场开展业务。
话讲得很客气，但言外之意却很明白，这不是荣耀该有的选择，而是无奈之举。
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已经导致中国企业的撤资潮。从小米到OPPO、vivo，都传出了退出印度市场的消息。
而数据更不会骗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七成，仅有6318万美元。
事实上，印度的营商环境之差，政府态度之反复，产业政策之出尔反尔，在历史上都有悠久传统。
早在2008年，微软就被印度税务部门罚款；2013年，诺基亚也因税务问题与印度闹得不可开交。壳牌、IBM、沃尔玛、凯恩能源也都与印度纠纷不断。
其中最惨的当属欧洲最大移动电话运营商英国沃达丰，自2007年沃达丰在印度产生税务纠纷官司，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打到国际仲裁。
直至2020年9月25日，13年过去，才以沃达丰的胜利告终。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印度的营商环境只有63名。特斯拉这种直性子企业，明里暗里都表示出一个态度：非常讨厌去印度建设工厂。
如今的印度，拥有着14亿的人口，数字上已经超越中国，而且近三分之二为适龄劳动人口，是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想象，这其中有着何等巨大的人口红利。
同时，随着莫迪上任后，印度GDP飞速提升，增速最高时，一度达到10%，虽然现在GDP增速下滑甚至衰退，但是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也情有可原。
总体来说，印度人的消费能力在提升。比如在全球许多地区手机出货量放缓的时候，印度手机市场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强劲势头。
这样一个市场，自然能吸引到大量外资与企业的兴趣，从这一点上看，印度确实和中国早年的发展有所相近，“印度制造”也有成为新格局中重要一极的可能性。
但“印度制造”仍然面临着不可逾越的现实困难。
从短期来看，它无论是资源禀赋，供应链，制造业门类，还是人力资源，都很难撑得起一个制造业强国的框架。
比如，印度的矿产种类虽然丰富，却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储量46亿桶，差不多是中国的1/6；印度冶金煤储量337亿吨，仅为中国的3%。
原油和煤，既是能源，又是原料，没有这些资源做保障，重工业就要被先天掣肘。
比如土地，由于印度土地是私有的，政府没有统一掌控地权，也没法做大片的土地规划。所以如果企业要建厂，就要迈过重重阻碍。但哪一个现代工厂，不需要大片土地呢？
比如基建，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花了大力气搭起了自己的电网与公路网，才有了今天充足的电力供应和物流网络。这些恰恰又是印度所不具备的。
再比如人力资源，印度有一条令人无语的法律规定：一旦企业雇佣100人，那么他们的解雇，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而一旦雇佣时间超过240天，解雇员工就必须支付遣散费。这造成了一个结果，90%的印度公司，其实都是小厂小作坊——制造业崛起，需要的恰恰是规模化。
如果这些小作坊、小企业里的印度员工能够发愤图强，也未必不能创造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奇迹，但偏偏事与愿违的是，印度人只要够吃够喝就可以了，既没那么强的物质欲望，也没那么努力奋斗的精神。
早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崛起，曾有句话叫：印度人在恒河边等来生的时候，中国人在只争朝夕。
而从远期来看，它对于制造业的发展与规划，也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中低端产业还没有完善，却正在赶走帮自己凿山铺路的人，高端制造业没成型，外资却已经不愿意把产业链迁入印度。
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每一次在营商环境和开放态度上的波动，都意味着整个产业体系的一次大震荡甚至倒车。更何况是印度这种“过河拆桥”式的大倒退？
在过去的一年间，外国投资者已经从印度股市撤出32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尤其是今年3月，仅一周就撤出3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单周外资撤出纪录。
这个数字，已经超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规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各国投资者对印度营商环境的担忧。
归根结底，印度的制造业大国梦，不能靠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号，不能靠不讲商业道德的过河拆桥，更不能靠把外资当猪和牛，养肥了就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