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段永平的“本分”继承者？
原文标题：《陈明永、沈炜、刘作虎，谁是段永平的“真分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故事往往在分歧之处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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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手将小霸王扶起来的段永平来说，分歧的开始在于股权分配制的矛盾。段永平提出用股份分配的做法来解决怡华集团各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动问题，但集团的态度则是否定。于是，段永平离开怡华，来到东莞市——手机后来成为了这一城市的头号支柱产业——创办了步步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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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上去是个人与企业之间因为经营理念矛盾而导致的分歧，在数年后被不断放大，成为两个国产手机品牌创立的历史开端，成为影响中国手机产业营销模式数十年的关键节点，在中国数码产业，乃至整个中国产业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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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跟随段永平出走创业的还有六个人，其中包括后来相继创办OPPO与vivo的陈明永与沈炜，还有掌管步步高的金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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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走之时，小霸王原先的团队也不是没有留过人，但出走的一位部长说：“船长不在船上了，水手们不知道船会开到哪里去，所以要求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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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位船长是段永平，而船的航向将会开往何方，说实话当时的他们可能也知之甚少。因为仅仅六年后段永平便移居美国，当上了甩手掌柜，另一方面在于，段永平所提倡的“敢为天下后”的企业战略，让这艘船从来都不是开天辟地的那一个，而是在众人之后，找准时机，快速追上。话又说回来，一个团队向来都需要一个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精神支柱，落到步步高这里，这个精神支柱具象成了“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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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分一词在段永平、沈炜、陈明永那里的说法往往是官方且抽象的，如果做正确的事就是本分的话，那华为、小米甚至锤子，都有大家所认为做得正确的地方，他们又为何不是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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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的是，抛开几位老板在认识论层面对“本分”的高谈阔论，在具体的执行层面，这一态度究竟是如何体现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加入横向的比较是有必要的，在千禧年初的手机产业图景中，步步高系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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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段永平离开后的小霸王后续也与手机紧密相关，名为金立和深爱的手机品牌出自于此。以段永平离开小霸王为节点，金立、深爱，与OPPO 、vivo 成为对比，答案也因此慢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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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霸王之后的另一条路“刘立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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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小霸王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段永平的离开而画上句号。一个叫杨明贵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他是在段永平当上厂长后的一年内加入的小霸王，在段永平走后成为了小霸王公司的制造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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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事不用多讲，重要的是，在他接手段永平的位置之后，提拔了刘立荣，这个人在之后创立了刻进国民DNA的“金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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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杨明贵提拔到创办金立手机，中间的过程显得有些戏剧了。杨明贵接手小霸王不久之后也出走了，建立了“金正”品牌，带着刘立荣——这时年不过才25岁——做起了VCD和DVD的生意，而刘立荣则带走了彼时同样在小霸王的同乡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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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在VCD与DVD产业一度做得风生水起，靠着当时胡海打出的标语“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以及邀请当时大火的组合“金苹果”，金正将产品推广至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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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中进行，很难猜到金正未来的发展轨迹会如何。然而，2001年，在一次的警方通缉中，作为金正零部件供应商的叶小凡以走私的罪名被抓捕。在一堆走私品中，警方发现了供给给金正的DVD解码芯片，杨明贵与刘立荣被警方传唤，前者迅速前往加拿大避难，留下了后者处理烂摊子，刘立荣被监视居住直至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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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作为金正代言人的金苹果组合遭遇严重车祸，从此离开了大众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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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伯乐的刘立荣选择了单干。他将金正与刘立荣这两个名字中各选一个字，组成“金立”，开始了手机生涯。也有报道认为，立字是刘立荣开始独立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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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荣用了三年的时间，做到了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2005年，金立凭借着代言人刘德华以及那句“金品质，立天下”的经典标语，在电视上火遍了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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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正积攒下的人脉为刘立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金立分销模式采用的是代理制，第一财经的报道中显示，金立的代理商极大一部分都源自刘立荣在金正时期的下属和朋友。也有人问过刘立荣：10年来金立有什么核心是别人三五年内很难学到的？刘立荣的回答就是“代理体系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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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可靠的代理商以及明星营销的推广模式，让金立一度成为功能机时代的王者。2006年，金立手机的销售量超过了400万台，2007年，这一数据翻倍，变成800万台，2008年，金立的年度销量超过1000万台，成为当年中国手机销量冠军。同年，OPPO发布了第一款微笑手机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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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立创建奋力成为国产品牌销量冠军的几年中，出现了一个插曲。曾经一直跟随刘立荣的同乡胡海，也选择了出走，同样做起了手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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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对于金正、金立的贡献是巨大的。在金正期间，正是胡海提出的“真金不怕火炼”，让金正一度传遍全国各地。而当他从北大的MBA毕业，加入金立后，也正是他分掌营销板块，担任金立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提出“金品质，立天下”的口号，为金立后来的销量大涨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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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胡海出走创立了名为“深爱”的手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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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机品牌命名为深爱，一部分原因是，胡海想将深圳打造成手机生产之都。或许从这一选址开始，深爱便已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手机生产之都是东莞，不论是诺基亚还是后来的金立、OPPO、vivo，都建厂于此。以至于深爱的手机故事只持续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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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深爱不是没有辉煌的时候。首先，擅长营销的胡海延续在金立时期的明星代言模式，邀请彼时大火的孙俪为代言人，深爱一度还邀请孙俪一同拍摄了在乡村的扶贫纪录片。其次，凭借着胡海营销的个人光环，深爱得到了国际资本的青睐，2006年6月，美国美洲投资银行宣布，将投资1亿美元，与江西华禹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深圳深爱移动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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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深爱是中国第一家引入外国战略投资的手机生产企业。在当时的战略与媒体报道中，深爱将自己对标诺基亚，声称将打造“中国的诺基亚”，计划在3年内成为国产手机前5名，5年内成为国产手机前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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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极为讽刺的是，这句flag立了还没有超过一年，深爱便因为手机质量问题陷入困境，不久之后便再也没有水花，商业故事里也再难看到胡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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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电子报的报道，在存活的一年时间中，深爱一共发布了8款手机，由于产品上市的频率过高，直接导致了深爱手机的出货相当困难。很多曾经忠诚的省包商已经不再代理并销售深爱手机，转投其他品牌，深爱多个省市的市场销售近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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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仅仅在深爱成立的4个月后，参与成立深爱的江西华禹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被深圳盈辉创新通讯公司收购，这意味着深爱没有了生产牌照，难逃做“三五码机”（通过伪造IMEI码获得生产许可的手机）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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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压死深爱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在2006年的11月，一位原深爱研发部门的人士在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深爱当时推出的手机CL308，是从一家小手机设计公司购买的产品方案。为了抢市场，深爱在批量生产之后迅速投向市场，没对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把控。产品上市后受到了多位消费者的投诉维修，公司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召回手机，这在业界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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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质量问题不但给经销商带来了现金损失，而且带来了产品库存积压的问题，直接导致深爱损失了上千万元的资金，从此现金流开始断裂，走上了一蹶不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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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百度贴吧等当时热门的网络论坛中搜索了深爱手机，试图看看当时的网络评价如何，得到的结果都是“山寨机”“名气都没有”“没有售后服务”等回答。再之后，尽管胡海在2007年透露获得千万级别的投资，并且与湖南发改委申请合作谋求牌照，最终也是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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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深爱的快速落寞，金立的失败则被拉长至一个很长的时间线。这一长时间的拉锯战也从侧面展现了智能手机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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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苹果公司发布了初代iPhone，智能机时代的开启在此时埋下了种子。这年，金立还在大力推广功能机，实现了销量的翻倍。2008年6月10日，iPhone2发布，并且在通讯层面实现了从2G到3G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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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发布了电信重组的公告，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国内电信运营商由6家变为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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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年末，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始发布3G牌照的发放工作，以拉动电子产品的内需并推动科技创新，这标志着中国3G商用的开始。这年，金立第一次登上了手机销量榜首。也是在2008年9月，谷歌与HTC合作，极力让安卓系统的硬件化配置成为可能，Android1.0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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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当手机的智能化浪潮正在悄悄发生的时候，金立似乎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还停留用电视广告狂轰滥炸的营销氛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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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中国手机产业出现了两条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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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OPPO、vivo这样从功能机发展而来的手机厂商，看到了智能机的发展前景，快速开始了智能化改革，甚至不惜代价，将功能机留存在仓库中，成为一堆电子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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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直接从0开始做智能机的国产手机品牌，则大量学习和模仿逐渐走红的苹果手机。例如一直想做手机的黄章就深受苹果的启发，雷军在2009年也开始布局自己的小米产业，2012年底，小米全年出货量已达719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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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似乎处于这两条支线之外。2010年，金立推出了初代智能语音王，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在用功能机时代的思维来做智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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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对产品线进行改革，时间已经来到了2010年，很多报道都认为这一年金立才开始从2G转向3G。这一年，卢伟冰加入金立，开启了从商务风到年轻化的产品改革，具体包括：先是通过广告营销的方式，以邀请大量当红艺人，斥巨资冠名综艺的方式打开年轻人的信息接触渠道，其次还开启了另一条产品线——“IUNI”（说实话这个品牌名字第一眼看上去都不知道要怎么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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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金立将营销渠道向互联网倾斜，不如说是朝“小米模式”倾斜。打造自身的电商平台、用户参与、品牌社区、自有ROM，像极了小米之家，干脆口号都不主打产品了，矛头直指小米——“以小米反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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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承认，这一策略在执行层面并不合格。在仅存在的三年中，“IUNI”的打造了多个并不清晰的标签：女性手机、极简白、小清新……每个都不足以成为支撑产品的核心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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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吊诡的是，在卢伟冰积极探索，为金立谋出路的这几年，刘立荣出去做房地产了。2015年末刘立荣回归金立，将产品调性重新定位为“商务手机”，主打安全与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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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这两个功能暴露出刘立荣作为手机厂商的思维滞后，我一直认为商务风在中国的智能机产业中是一个极为悬浮的概念，没有痛点，更没有办法通过硬件为这一标签增加说服力。关键是定价还高，金立于2016年推出的M2017，起售价6999元，鳄鱼皮私人订制版价格为169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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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买你，图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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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发生的事情，几乎让金立在整个社会面宣告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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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荣于2017年被曝出在塞班赌博，欠下100亿元，并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在后来的采访中，刘立荣承认参与塞班赌博，但是对100亿元的金额辩称是十几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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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金立在当年已经被曝出有200亿元的债务，营销方面产生了巨大缺口，代理商更是直接来到了工厂门口要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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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否认挪用60亿公款，但刘立荣也承认，“我创办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绝对的权威，我个人没有其他收入，难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存在借用公司资金的行为。”对于准确数字，他说的也是“大概十几个亿”。
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一个中等规模的金立代理商在2016年月亏百万都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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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的故事，不论后面再怎么活动，到这里也气数已尽了。
阿段“分身”陈明永沈炜刘作虎的胜负局
在金立和深爱的对比之下，段永平这边的故事就显得平稳许多。或许这也是所谓“本分”和“敢为天下后”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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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离开步步高时，对昔日的属下只有一句告诫：“这个事情交给你们干，你们就好好干；如果做不好，你们就干好一件事，你们就把这个企业好好关掉；不要指望我再做什么，因为这是你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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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后来的商业故事中，“本分”成为OPPO、vivo官方钦定的企业文化，“敢为天下后”成为暗线，影响着企业的产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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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永进入步步高的时候，分管视听业务。在VCD时代，这一业务还是很火的。只是当海外开发出DVD之后，一方面是DVD对VCD造成了极强的技术冲击，另一方面，并不重视专利的VCD与DVD厂商们一直充当的角色只是技术的代工厂，当以东芝和松下为主的全球标准制定者开始向国内厂商收取高额专利费时，这一产业在收入上便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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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无奈，陈明永决定转型，2001年他成立了OPPO，开始做起了mp3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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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个年代的技术更迭实在是太快了。2005年，摩托罗拉与苹果达成合作，推出市面上第一台音乐手机——ROKR E1，可以通过iTunes管理内部音乐文档。之后音乐手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发展，在2006年就已经有mp3是否会被音乐手机取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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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手机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mp3与mp4销量的直接下滑，鹿鸣财经的考据显示，当年OPPO播放器全国的销量只有200万部。于是陈明永开始谋求转型，向手机产业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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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接受父亲严谨教育的陈明永，会因为字帖的笔画错误而被要求整篇重写。这样对器物钻研的严谨态度让他不满足于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手机，他曾在深圳的电子产品市场（具体是不是华强北，这一点还存在争议）逛了五个小时，几乎对所有手机都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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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道：“就算白送给我，我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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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他们所使用的联发科芯片虽然可以解决稳定与交互问题，却在壁纸、音乐、游戏等方面完全一致，在2006年一篇对深爱手机CL108的测评文中，确实提到了手机无法个性化设置，只能使用系统预装铃声等问题。因此，在确定第一款手机的方案时，OPPO确立了个性化的发展方向，要集合一切资源去更改内置预装，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一直到2008年，OPPO才正式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手机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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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PPO积极探索电子产品转型的道路中，一个名叫刘作虎的年轻人一直做着自己在OPPO的本分工作——在海外研发推广蓝光DVD。《段永平传》中提到了一个细节：这一产品后来吸引了莱昂纳多，后者后来因为对这一产品的喜爱，成为了OPPO手机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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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初代的明星音乐手机，OPPO 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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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OPPO转型做手机时，段永平的态度是默许的：只要步步高手机不反对，他就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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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手机是沈炜的“嫡系业务”。沈炜进入步步高时，分管的就是通讯板块，主营无绳电话。2004年，无绳电话顺应潮流地进化为了手机，在当年5月便发布了新机凌锐LR007。2005年，步步高手机正式拿到了牌照。一直到2007年，步步高推出了第一款音乐手机。之后的几年中，手中半握着纯白色的手机，延伸出的耳机线与耳朵相接，头偏向一侧稍稍向上仰，轻快的步伐向前走，背景音乐是“dalendalendalendalendalenda”，这一场景几乎成为国民对于步步高手机乃至宋慧乔的最直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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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直平稳地持续到了2010年。智能手机的冲击让陈明永与沈炜不得不谋求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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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vivo品牌成立，步步高手机则在2011年推出了两款智能手机之后，消失于市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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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炜对vivo的定位思考得极为清晰——即选择在行业的细分领域内，建立相对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后来居上——这源自段永平的“焦点法则”。另外，沈炜也继承了段永平的思路，“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沈炜认为，只要能够在这个手机行业里找到很好的细分，确定自身的位置，在细分市场就能够做到行业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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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一标签被具象化为音乐手机。2012年，vivo与美国专业音频芯片制造商Cirrus Logic达成合作，推出vivo X1，一举拿下最薄智能手机和全球首款Hi-Fi级别智能手机的双料冠军，当年销售量飙升到百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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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vivo的平稳过渡，OPPO的转变则显得更“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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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智能机发展趋势的错误研判，OPPO并没有跟上智能机的转型趋势，稍显滞后。这导致刚推出不久的功能机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一度OPPO陷入濒临倒闭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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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陈明永选择了牺牲自身利益，在配件供应商方面，他选择将已下单的功能机物料——这些物料很难投入智能机的生产研发中——全部接收，而代理商方面，在与段永平商榷后，陈明永让经销商大幅降价出售手头现有的功能机，差价由OPPO承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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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做法虽然让OPPO承受了巨额损失，但保住了供应链以及代理经销商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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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OPPO调回了一直在海外做蓝光DVD的刘作虎，让他负责智能手机的互联网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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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策不无道理，在做蓝光DVD的时候，刘作虎就曾在海外的科技论坛AVSFORUM上发表专业知识，并且邀请论坛用户参加产品的内测。刘作虎后来将这一策略带入手机的营销板块中，他入驻微博的时间与开始营销OPPO Finder手机的时间相近，直到现在，他都始终保持在网络平台上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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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刘作虎宣布从OPPO离职，创立了定位于海外市场的“一加”手机。当时刘作虎在美国是找段永平请教过的，段永平对刘作虎的敲打也关乎本分：“无论什么时候，商业本质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步步高、vivo、OPPO能够成功，靠的两个字就是‘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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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虎对于本分的理解在于做正确的事。这当然也不是刘作虎与阿段的第一次沟通，早在2007年，刘作虎定下了在2007年发布新产品的策略，但在产品的设计与研发方面，他始终没有满意，总是不断地在推翻并重建。无奈之下，他向段永平求助，阿段只给了一句话：“赶不上今年，赶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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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虎创立一加，很像是OPPO遵循“敢为天下后”战略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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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2012年陈明永找到刘作虎，问其是否愿意做一个新品牌时，刘作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加的创办并非完全是刘作虎的个人意志，而更多是集团上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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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雷军推出互联网营销手机模式时，对传统手机产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后续一加采用的互联网营销法则虽然与小米模式不同，但很难不把这一战略看作OPPO转攻线上品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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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迭代更新一直处于加速状态的手机产业而言，后发其实很难制人，一加在2014年才推出第一款手机。而在2013年，荣耀就已经连续推出了3C与3X两款手机，小米也在2013年实现了全年销量超过1800万。很多小品牌也在此时生根发芽，据财新的报道，那时深圳的手机企业超过了1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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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作虎是幸运的。一加的上游供应链依托于OPPO，这意味着刘作虎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手机的设计当中。“细节”“适合发烧友”一直是外界对一加1的评价核心，最为重要的是，一加打开了海外市场，时代杂志曾评价道，“很难想象有一款如此适合安卓爱好者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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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一加1的销量，海外占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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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手机事业更能体现出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也是2014年，罗永浩的锤子手机T1发布，同样没有上游供应链的锤子选择了OEM（原始设备制造商）的生产模式，即品牌商不直接生产手机，而是寻找代工厂来生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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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的代工厂是富士康，一篇报道认为，相比起锤子并不高的销量，富士康更愿意将重心放在苹果产品的生产上，再加上罗永浩对手机的严苛要求，导致锤子T1的良品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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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是罕见的“老罗好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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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段永平时代，OEM就是陈明永极力提醒阿段不要做的发展模式。段永平在雪球的投资问答录中说到，“长远来讲，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品牌，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到我们自己的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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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从段永平到陈明永，他们竭力做到的一点，就是确保上游的供应链与生产线始终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以至于陈明永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确保他们不吃亏。一加的理想主义与“极客”气质也是拥有这一基本盘才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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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故事逐渐证明，刘作虎是个本分的产品设计者。而陈明永、沈炜更符合本分的商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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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2018年，国内手机使用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手机的资源分配日渐饱和。为了让资源得到集中，陈明永开始集中资源，那年他先是重启了find系列产品线，开始重新布局OPPO手机的高端化路线。之后又让李炳忠成立realme，继续尝试拓宽海外与线上销售渠道，realme也确实获得了不俗的成绩。2019年，沈炜也推出了iqoo的子品牌，从线上渠道与中端产品线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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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Ov在这一时期的策略意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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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刘作虎，这一期间他运营的短板逐渐显现。在2015年，一加尝试拓展线下销售渠道——这显然与陈明永推进创立一加的初衷相反。钛媒体的报道称，刘作虎一口气创立了45家线下门店，但效果甚微。另一方面，一加X的定价为1499元，这显然不在高端手机的定价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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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产品的推出，导致最后销售情况并不好，甚至OPPO为了清理一加X的库存，于次年推出了OPPO A30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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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显示，这两步策略的失效最终加在一起，让一加损失了近3000万元，刘作虎不得不关闭所有线下门店，反省自己不够本分，不能盲目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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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仅从产品设计来看，一加是合格乃至优秀的，一加X也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从商业行为来看，刘作虎是相当摇摆的，他一方面依托OPPO的生产线与供应链，以此释放一加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想证明自己的独立性，与OPPO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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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者的摇摆中，一加换来的是产品上的好评，以及商业上价值上的鸡肋。现实已经证明，小而美的手机公司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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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OPPO高端产品find系列与一加相冲突时，陈明永选择了保find系列。一加被进一步收缩，刘作虎被调回OPPO，主管产品，甚至连“加油”引以为傲的氢OS都被OPPO的系统color OS取代。
大氢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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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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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故事，似乎可以以一加回归OPPO告一段落了。我们似乎再难看到手机厂商们还能在手机上做出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布局（除了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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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立、深爱与ov的手机故事相比较，我们可以从更为具体、微观的角度来明晰所谓的本分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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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本分的手机生产商——这要求掌舵人需要在产品与商业系统的布局上极力维持平衡，应该满足这样几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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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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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品在面世时至少应该是合格的。这点胡海的深爱没有做到。vivo合格，OPPO可以说是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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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品发布的频率要合适，不可过于频繁。这点深爱依旧不及格，金立勉强及格，不过后期在慌乱中转型时乱了阵脚，ov在这方面始终保持稳定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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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品调性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在这一点上，刘立荣不及格，他凭借自身的一厢情愿，在2016年重启商务风，在年轻人主打的手机市场中显然已经落后。深爱手机的手机调性也极其迷惑，曾经宣传未来可以做“单身手机”“漫画手机”……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个APP的事儿。沈炜的策略是优秀的，vivo确立音乐手机的定位，一是遵循阿段的定位理论，二来，他是真正去做了市场调研的。刘作虎虽然对产品的气质打磨得相当到位，但在国内却表现出了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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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商业的运营方面，刘立荣在后期几乎可以说是负分，先是出走做房地产，后是赌场欠债，这些半私人半商业的行为最终拖垮了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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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供应链、代理商的态度中，刘立荣与陈明永的对比则更加明显，金立的成功极大程度依赖经销商，却在后期因为拖欠经销商应得的工资而失去了信任。而陈明永在智能机转向时不惜自己吃亏也要确保经销商和上游供应链的利益，这确实体现了厂商应有的本分。刘作虎在这一方面就显得薄弱了，因为一加始终没有自己的生产渠道和线下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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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霸王衍生出的几家手机品牌，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不管是金立、深爱还是Ov，都依靠电视广告与明星效应迅速打开市场。但前两者只将希望寄予此，在越来越需要产品力乃至组织力的时代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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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虎与陈明永的分歧则更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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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本分，一定是建立在足够大且完善的生产系统之上的，如果只在产品上下功夫，那么只能赢得理想主义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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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或许理想主义并不属于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