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对话赵厚麟：开创ITU“中国时代”（附特写）

【通信产业网讯】2022年的最后一天，赵厚麟先生卸任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这位开创了ITU“中国时代”或“赵厚麟时代”的通信人的卸任，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业界的广泛关注。

从1986年入职ITU，到1999年任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再到2007年升任ITU副秘书长、2015年荣任ITU秘书长并连任，36年的ITU职业生涯、24年的ITU高级管理者、主要领导人历程，让“赵厚麟”成为ITU历史乃至全球通信产业发展中不可抹去的印记。赵厚麟谦逊地说，媒体讲ITU的“赵厚麟时代”，我更愿意说ITU的“中国时代”。

在任职期间，赵厚麟对全球信息通信产业创新性发展、对全球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对跨越数字鸿沟促进普遍服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对中国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进步、国际化进程和全球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副部长刘利华说，赵厚麟秘书长是ITU组织一位难于超越的优秀领导人，他的忠诚、勤奋、专业与亲和力广受赞誉。刘利华所指的忠诚，包含了赵厚麟对祖国的忠诚、对通信事业的忠诚和对ITU组织的忠诚的深刻含义。

那么，回看这段ITU“中国时代”，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哪些精彩，还有哪些遗憾?在中国新春佳节前夕，《通信产业报》全媒体总编辑辛鹏骏对话赵厚麟先生，一起开启那段属于ITU、也属于中国通信业者的光辉记忆。

以下为对话实录。

辛鹏骏：在您刚刚卸任8年ITU秘书长、36年ITU职业生涯之际，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卸任之后，您的心情如何?此刻，您想对同仁说些什么?

赵厚麟：谢谢关心!祝贺各位同仁春节快乐!在充满希望的中国兔年万事如意!

辛鹏骏：您是1998年当选ITU标准化局局长、2015年荣任ITU秘书长并连任，24年的ITU高级管理者和“掌门人”的经历，业界认为您开创了一个ITU的“赵厚麟时代”或“中国时代”。不仅如此，在您光荣卸任ITU秘书长之际，国内有很多专家学者也发文赞扬您对世界通信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在ITU的职业生涯，总结起来您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事?取得那些主要成就?

赵厚麟：是的，从我1998年第一次竞选国际电联标准化局局长那一刻起，我就注意到国际上的一些关注科技和经济的主要媒体和国内的主要媒体都做了及时报道和评论，此后每一次竞选成功后都有类似的报道。其中也夹杂有一些戴着有色眼镜或固有思维的评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知道了就行，而且知道了这些，也能督促我把我们的事情办好。我多年来一直小心谨慎，如屡薄冰，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另外，我走上这些岗位之前，也从来没有事先经过培训班培训，很难说成竹在胸，十分有把握，谨慎小心没有坏处。

我先后担任过的这三个岗位，特别是电信标准化局局长和秘书长这两个岗位，我在里面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情况是熟悉的，感觉应该能做些事情，但如何做，怎么做，需要定个大目标，确定大方向，这些都需要自己拿主意。比如说，从1998年竞选开始，我就认定，国际电联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与产业界的合作和获得产业界的支持，我是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我代表的的是联合国的立场，而产业界是我们技术工作的主要力量，必须依靠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我知道，他们也愿意甚至渴望和公共管理机构和权威部门合作，因此我抓住机会与他们沟通。我1998年10月23日第一次当选标准化局局长的当天，世界互联网组织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立即给我发了贺电邮件，我当即一一回复。没有想到的是，次年夏天我与他们见面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他们根本没有指望我会立即回复，更没有想到我希望加强合作。因为此前他们发给国际电联负责人的邮件没有一次收到回复!我和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和合作。又比如，我为对全球电信现代化和全球数字化立下汗马功劳的电信运营商大声疾呼，贯穿始终。本世纪初，我精心组织了产业界技术执行官的年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制度一直保存至今。应该说，我与产业界的精诚合作加强了ITU与产业界的联系，我担任秘书长后又把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提高到电联工作的战略高度，鼓励中小企业参加电联工作，鼓励他们加入国际舞台的展示和参与，鼓励创新、良性竞争和有效合作，还极力主张和积极推动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参加电联工作。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先天下之忧而忧”，就能掌握主动权，就会获得各方发自内心的支持。当然。“杞人忧天”的“忧”是不会受到支持的。

中国通信市场的发展，中国科技创新的成就，中国国际参与的成功，一直坚守与国际同行友好合作的基调和积极进取的定力，20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我是从他们之中走出来的一员，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刚刚庆祝了它的20岁生日，当年我曾经为它的酝酿和催生做了一些推动工作。它的成长和壮大忠实地反映了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历程，它已经在国际电联标准化工作中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声誉。

另外，去年我看到了西方学者写的一本书《国际电信联盟——从电报到互联网的跨国技术外交》，本书独辟蹊径，没有把从电报到互联网阶段的技术演变作为研究路径，而是把国际电联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865—1885”，俄罗斯试图统领电联;“1885—1945”，欧美角力控制电联;“1945—2000”，美国主导电联;“2000年以后”，中国的影响力上升。在第四个阶段的分析中，多处提到我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此书算是一家之言，把我与一个时代挂钩，并不妥当。但纵观全书，也不能说是信口开河，作者的有关思路还是有研究价值。如果把“赵厚麟时代”换成“中国时代“既符合写书逻辑，也反映了一些历史演变事实。

其中有一处出乎意料。他们找到了我在2014年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建立“和谐”的表述，认为我与中国当年推动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同出一辙。确实，2014年中国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国政府没有任何人提议我把这个理念放在我的竞选宣言中。我当时提出了这个理念完全是针对国际电联前面10多年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特别是领导班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在职工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还波及到与成员国的关系。我希望把这个状况改过来。我的这一倡议当年就被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大使发现了，并加以肯定，在她专门为我送行的午宴上，当着她邀请来的其他10多位大使的面，特地提到我竞选宣言中的这一条。我当时感到意外，问她怎么在我的宣言中发现了这个字眼。她说，她们对所有候选人的竞选纲领都做过仔细研究。而更令我意外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多年以后居然也注意到我的这个理念，并加以联想。平心而论，国内至今没有人注意到当年我的这个理念。当然，两者是有一定的联系，都是根植于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后来也尽力往这个方向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当政8年，领导班子间的矛盾没有闹到公开场合，避免了一些严重后果，场面上还是和谐的。

我于2022年12月31日卸任。元旦前后，国内的一些老朋友发表文章，祝贺我光荣卸任，并给出高度评价。非常感谢他们，其实，他们在国内的工作极大地支持了我的工作，也是我掌管国际电联的底气所在。我应该感谢他们!

2022年12月14日，瑞士日内瓦州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与即将卸任的赵厚麟先生及夫人相聚，赵厚麟先生在政府留言簿题词。(图片来源：《通信产业报》渠道)

辛鹏骏：回看过去，最令您感到高兴、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赵厚麟：1999年2月，我上任之初，一位坦桑尼亚朋友到我办公室介绍他们国家的电信发展近况，在谈话中大力称赞华为帮他们的故事，推崇华为的产品好、价钱公道、服务好，最后还特地加了一句，华为的工程师们理解非洲技术人员的心愿，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教他们维护，教他们原理，还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经历过国内引进国外设备的谈判和使用，深知工程师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方真诚授教的尊重，非常理解这位非洲朋友的心情。不过，那一刻令我感动的是另外一个意义。我是裁缝家庭出身，自己也当过业余裁缝，因此在当上标准化局局长之前的12年，尽管我在电联的工作受到肯定和赞扬，还连续晋级，当然很高兴，但总是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因为参与制定标准的都是国外企业，没有中国企业。听到非洲朋友称赞中国公司的评论那一刻，我为中国企业自豪，也从此结束了我在那里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这是最早令人激动的时刻之一，我后来一直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朋友。

而在此之前的1997年9月，原邮电部外事司领导在参加日内瓦的一个大会期间了解了一些国家的反映后，当我的面与在北京的同事联系，确定改变原来的计划，提前四年提名我作为标准化局局长候选人，正式向部领导汇报，启动竞选活动。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我已经离开祖国11年了，长年在海外工作，但是祖国没有忘记我，对我如此信任，实在令人感动。

辛鹏骏：在过去24年，全球移动通信标准经历了3G、4G、5G时代，国际标准也从3G时代三足鼎立发展到5G时代的统一标准。回忆这段历史，您对于移动通信国际标准由三个融合成为一个的发展变迁有何评价?在这背后，您和您的团队做了哪些努力?克服了哪些困难?

赵厚麟：“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中国自主创新提出的3G标准递送电联申报的那段经历，以及后续把中国的3G方案推向市场的艰苦努力。我很钦佩那批不信邪有志气的相关领导和专家，他们抓住机遇，积极提交中国文稿，努力进入国际电联当年的3G方案征集审批过程，路子是对的，技术上也可以。但由于对有关的审批程序和截止日期不太熟悉，出了一些差错，不完全符合当年的文稿申报要求，而且递交时已经快到截止时间了，即日内瓦当地午夜12点。我事先并不知情，由于在电联内部的良好人缘，还有电联对中国方面的期待，电联有关人员找到我，希望我帮助疏通，争取时间，把文稿按规定要求修改好，立即寄回秘书处。当然，他们也可以公事公办，把这个文稿挡下来。我接到要求后火速与国内相关部门联系，指出问题所在，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反馈。他们意识到事情紧急，连夜协调，终于赶在日内瓦午夜之前把修改后的文稿寄回来了。

后来，中国方案如愿被国际电联批准为3G标准入选方案之一。如果中国的方案只停留在纸上，束之高阁，没有进入市场经受市场检验，中国也不会受到国际同行认可。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3G方案在各方努力下进入了市场商用，这就为中国在后来的4G、5G乃至6G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我希望向中国当年自主创新提交的3G方案的专家和领导，向全力支持把中国的3G方案付诸实施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辛鹏骏：您在ITU任职，特别是担任ITU秘书长期间，在推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消除数字鸿沟等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能否告诉国内的读者，您是怎么做的?经验有哪些?

赵厚麟：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努力需要各方大力支持，不能把这个任务只作为电信运营商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但他们也有许多挑战和困难。电信运营商是建设数字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面临技术更新、市场竞争，需要理解和支持，但社会上有一些议论，觉得电信运营商总是赚钱，不会缺钱，无需担心他们的未来，甚至有些国家把增加财政收入的计划放在电信运营商身上，加大对他们的财政要求的压力。另一方面，数字鸿沟一直存在，甚至有加大的趋势。因此，需要鼓励社会为全球数字化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环境，加大投资力度，动员各方力量一起努力。我2015年起担任秘书长，上任之初我就提出4个“I”，即用了四个词语的英文首字母I，包括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投资(Investment)、创新(Innovation)、普惠(Inclusiveness)。我在任职期间出访了很多国家，所到之处都会会见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传我的4个“I”，希望他们支持在信息通信领域的投资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支持这方面的建设。遇到一些具体要求，能帮助人的地方我们会尽力去努力。为了争取投资，我们也向国际财团、基金会、各类银行和产业界多方呼吁，向国际上传统的投资国和投资方呼吁，或者准备一些项目请他们支持。我们还与联合国兄弟组织合作，一些联合国机构是传统的受援方，我们请他们开启关于数字化建设的项目，或在他们的项目中加入数字建设的内容。总之，这方面，我想方设法，总希望取得更大的成效。

辛鹏骏：您觉得，当前全球信息通信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着力破解?

赵厚麟：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不断更新，需要支持创新;二是数字鸿沟存在，需要努力消除。疫情以来，各国对数字社会的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做了新的努力和尝试，也凸显了新的挑战。比较突出的是，各行各业都在努力推动数字化建设。具体来说，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和发展规划，也都把数字化建设作为战略目标。如果把各个部门的数字化建设的思路和措施留给各个部门自己实施，其结果不一定对一个国家的市场建设带来最佳结果。如果把各个部门的数字化建设的思路、方案和措施集中起来，国家统筹安排，结果可能不一样。在任何情况下，某个国家的投资总额总是有限的，能否把有限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益，特别是大家都朝同一个数字化方向努力时，换个思路也许不无益处。因此，我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推动这方面的讨论和探索。

辛鹏骏：您也讲到，在ITU工作期间，中国政府和信息通信主管部门给予了您和您的团队巨大支持和帮助，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赵厚麟：中国政府六次提名我参加竞选，六次动员各方力量支持我当选，并在每次当选成功后表示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支持电联的工作。2015年我先后受到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马凯副总理的亲切接见，此后还陆续会见了其他几位副总理和有关部委的领导。许多省市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热情邀请我视频出席。中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每年为国际电联提供50万美元赞助，供一些急需项目使用。工信部支持在中国召开专业会议，积极参加国际电联的各项活动，包括地区活动。通过“一带一路”论坛合作为第三国提供项目援助。我出访期间，中国在驻在国的使节都当作家人来访一样接待我，为我提供情况介绍和其它帮助，我借此机会，向所有支持我的领导和同事们表示衷心感谢。

2014年，在中国政府的提名和支持下，赵厚麟光荣当选ITU秘书长。

辛鹏骏：从全球产业发展来看，中国信息通信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国际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市场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您如何评价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对中国通信产业未来发展，您有那些建议?

赵厚麟：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变化用“翻天覆地”“今非昔比”形容毫不为过。中国电信运营业从网络规模、服务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称雄世界，中国的电信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技术创新能力都遥遥领先，中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变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一骑绝尘”“无人可及”，中国还在太空技术，深海探测，甚至奔赴外太空星球的探索中大显神通。中国正在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世界各地也在大力推进数字社会的建设，中国通信业未来一定可以大有作为。我对中国通信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当然，我们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科技领域也是如此。人类创新无止境，行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也要看到别人的能力和潜力，因此，希望保持努力进取和争当先进的雄心，加强国际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孜孜不倦，久久为功，争取为中国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辛鹏骏：回看过去，有没有令您遗憾的事?

赵厚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在电联工作了36年，有许多感到高兴的事，也有不少感到遗憾的事。比如说，在访问中看到许多尚未联网甚至从来没有使用过手机的孩子，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与城里的孩子一样使用当代通信手段，而且明显感到自己无法帮他们改变现状，真的觉得遗憾和心痛。努力了好长时间，但看到与产业界的合作至今不如人意，也令人非常遗憾，等等，不一而足。但愿这些情况会得到扭转，不如意处尽快得到改善。

辛鹏骏：36年的ITU工作经历，对您和家人工作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卸任之后，您会怎么安排生活，还想做些什么?

赵厚麟：在单位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们一直努力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照顾家庭。我夫人十分理解我，全力支持我。偶尔也会抱怨几句：“总统们都有度假的机会，你好像一年到头都忙，白天黑夜，没有周末，比总统还要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忙。她2016年患了重病，做过两次手术，化疗多年，我出差时，她有时从床上摔下来，半天也不能起来，躺在地板上。她的日常生活需要人照顾，但她一直坚强地挺住，尽量自己料理。儿子一家在英国生活，但只要需要，他们会及时赶回日内瓦照料他母亲。夫人和孩子帮我度过了那几年的难关，夫人告诉友人：“国家需要他，电联需要他，他自己也愿意干，我不能拖累他!” 我非常感谢她!我也希望大家记住她，感谢她!我答应她，卸任后什么也不干了，把我的时间都留给她，弥补以前的损失，共同度过退休时光，我现在正在努力适应新生活。

辛鹏骏：回顾在ITU的36年工作经历，您还想说些什么?

赵厚麟：我一直力求把事情做好。我自己觉得，如果干好了工作，大家也许不会说什么，但如果出了差错，就会有人说，“就是那个中国人干的”，立即把我的工作与中国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务必不要出人为的差错。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给电联大家庭和国际上留下一个当代中国通信工作者的美好印象，和一个华夏使者的独特风采。我努力了。

赵厚麟先生在ITU的开创性领导工作，受到国际社会认可。(图片来源：《通信产业报》渠道)

特写

属于赵厚麟的ITU“中国时代”

2022年12月31日，开辟了ITU的“赵厚麟时代”或“中国时代”的赵厚麟先生，正式卸任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赵厚麟先生的卸任，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业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移动原董事长王建宙表示，赵厚麟先生对大力推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致力消除数字鸿沟、推动全球移动通信标准的统一，作出突出贡献。IEEE行业杰出领袖、中国电信原总经理李正茂强调，赵厚麟为中国通信技术的国际认同作出巨大贡献，他任职ITU的时间，正伴随着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历程。

1999年2月，赵厚麟就任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2007年1月，升任ITU副秘书长。在2014年10月23日召开的ITU第19届全权代表大会上，赵厚麟作为唯一候选人高票当选新一任秘书长。

赵厚麟是ITU 150年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也是当时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人的第三位中国人。在2015年1月1日，赵厚麟正式上任。在2018年，赵厚麟成功连任ITU秘书长，开启新四年任期。直至2022年底光荣卸任。

赵厚麟在ITU的开创性领导工作，对全球信息通信产业创新性发展、对全球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对跨越数字鸿沟促进普遍服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对中国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进步、国际化进程和全球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

心系中国通信赵厚麟在ITU 36年的工作，特别是从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到副秘书长、秘书长的24年的高级管理者和ITU主要领导人的历程，被认为是开创了ITU的“赵厚麟时代”。

“赵厚麟时代”的称谓源自一部西方学者撰写的著作《国际电信联盟——从电报到互联网的跨国技术外交》。这本著作独辟蹊径，没有把从电报到互联网阶段的技术演变作为研究路径，而是把ITU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865—1885”，俄罗斯试图统领电联;“1885—1945”，欧美角力控制电联;“1945—2000”，美国主导电联;“2000年以后”，中国的影响力上升。在第四个阶段的分析中，多处提到赵厚麟的作用。

赵厚麟认为，此书将他与一个时代挂钩并不妥当，但纵观全书，作者的有关思路具有研究价值，如果把“赵厚麟时代”换成“中国时代“既符合写书逻辑，也反映了历史演变事实。

赵厚麟在中国长期从事与信息通信相关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后经中国政府推荐，进入ITU工作，与中国信息通信产业界感情深厚。而赵厚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也与中国有关。

1999年2月，赵厚麟上任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之初，一位来自坦桑尼亚的朋友介绍了该国电信发展的近况，讲述了华为帮助他们的故事，称赞华为的产品好、价钱公道、服务好。特别强调华为工程师理解非洲技术人员的心愿，手把手教他们原理、操作、维护，还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对于这位非洲朋友的讲述，赵厚麟感同身受，因为他经历过国内引进国外设备的谈判和使用，深知工程师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方真诚授教的尊重。不过，那一刻令他感动的是另外一个意义。

在赵厚麟进入ITU工作的最初时间里，尽管工作受到肯定和赞扬，职位也连续晋升，但是他总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因为参与制定标准的都是国外企业，没有中国企业。赵厚麟表示，当听说非洲朋友称赞中国公司的那一刻，他为中国企业自豪，也从此结束了在ITU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

中国信息通信业迅猛发展，让赵厚麟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更加强烈，在ITU工作的底气也越来越足。他强调：“2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我是从他们之中走出来的一员，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在ITU任职的36年时间里，赵厚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赵厚麟指出，中国政府六次提名他参加竞选，六次动员各方力量支持他当选，并在每次当选成功后表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支持ITU的工作。

在赵厚麟任职ITU秘书长期间，他受到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马凯、刘延东、刘鹤副总理，陈竺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以及与其他有关部委领导的会面。中国政府也从2015年开始，每年为ITU提供50万美元赞助，供一些急需项目使用。工信部支持在中国召开专业会议，积极参加ITU的各项活动。出访期间，赵厚麟还受到中国在驻在国使节如家人来访般的接待。赵厚麟表示，借此机会，他要向所有支持他的领导和同事们表示衷心感谢。

在赵厚麟ITU日内瓦办公室中挂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厚爱中华长报国”，下联是“麟行异域更思乡”。对联折射了赵厚麟深厚、浓烈的家国情怀。

把中国标准推向世界2022年12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成立20周年，赵厚麟曾为协会的酝酿和成立做了很多工作。成立20年来，协会不断成长和壮大，不仅反映了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历程，而且在ITU标准化工作中逐渐建立起强大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声誉。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背后是来自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信息通信企业，以及研究机构的资深领导和专家学者，他们为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回顾中国3G TD-SCDMA标准被ITU批准为3G标准入选方案之一的历程，赵厚麟感慨万千。“万事开头难。”赵厚麟指出，最难的是中国自主创新提出的3G标准递送ITU申报的那段经历，以及后续把中国3G方案推向市场的艰苦努力。

赵厚麟表示，中国相关领导和专家抓住机遇，积极提交中国文稿，努力进入ITU当年的3G方案征集审批过程，路子是对的，技术上也可以。但由于对有关审批程序和截止日期不太熟悉，出了一些差错，不完全符合当年的文稿申报要求，而且递交时已经快到截止时间了。

据赵厚麟回忆，当他得知具体情况后，火速与国内相关部门联系，指出问题所在和具体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反馈。他们意识到事情紧急，连夜协调，终于赶在日内瓦午夜之前把修改后的文稿寄回来了。后来，中国方案如愿入选。并且中国3G方案在各方努力下进入了市场商用，为中国在4G、5G乃至6G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赵厚麟表示，向中国当年自主创新提交的3G方案的专家和领导，向全力支持把中国3G方案付诸实施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李正茂则认为，如果没有赵厚麟任职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期间所做的工作，中国3G标准要取得突破，成为国际标准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这次重要的突破，在4G时代TD-LTD成为国际标准，在5G时代中国实现领跑，而如今的5G标准也实现了全球统一。

赵厚麟高度评价中国信息通信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电信运营商从网络规模、服务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称雄世界，中国通信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技术创新能力都遥遥领先，中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变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一骑绝尘”“无人可及”。

赵厚麟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希望中国信息通信业保持努力进取和争当先进的雄心，加强国际合作的意识和能力，孜孜不倦，久久为功，争取为中国、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和谐的ITU在ITU任职，成为ITU高级管理者和主要领导人，对于赵厚麟来说责任重大。他表示：“任职多年来一直小心谨慎，如屡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

对于赵厚麟来说，如何管理ITU这个庞大的国际机构也并非易事。他坦言，走上这些岗位之前，从来没有事先经过培训班培训，很难说成竹在胸，十分有把握。但是在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副秘书长、秘书长任职期间，赵厚麟心系中国通信，更将植根中国的“和谐”“开放”等优秀理念带进了ITU，推广到全世界，让ITU成为了一个和谐、开放的大家庭，与产业展开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合作。

说到“和谐”，在赵厚麟2014年竞选ITU秘书长的宣言中有一段关于建立“和谐”的表述，这段表述与中国当年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同出一辙。赵厚麟回忆，2014年中国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国政府没有任何人提议把这个理念写进他的竞选宣言。而赵厚麟之所以会提出这个理念与ITU的工作环境不无关联，他希望通过推广这个理念，改变ITU当时延续10余年的“不正常现象”。

赵厚麟指出，“和谐”与“建设和谐社会”两者存在一定联系，都根植于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此后的ITU秘书长8年任期内，赵厚麟推动ITU向“和谐”方向努力，取得了积极效果。

与提出“和谐”理念相比，赵厚麟打开ITU合作开放之门的时间更早，可追溯到1992年。当时，ITU与ISO、IEC，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展开合作，并且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并影响至今的成果。

比如，当今广为人知的视频会议平台和所有手机上使用的视频应用，其实都基于ITU和ISO、IEC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共同制定的视频编码标准，并用“同文标准”的形式公布出版。赵厚麟是三家合作制定同一技术标准的积极推动者和管理者，也是三家执行的“同文标准”格式本身和制定到批准规程的主导者。

赵厚麟荣任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乃至副秘书长、秘书长之后，把ITU与产业界的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8年竞选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开始，赵厚麟就认定，ITU的未来取决于他们与产业界的合作和获得产业界的支持。赵厚麟表示，作为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他代表的是联合国的立场，而产业界是推动全球技术工作开展的主要力量，必须依靠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产业界也愿意甚至渴望和公共管理机构、权威部门合作。

1998年10月23日，赵厚麟第一次当选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当天，世界互联网组织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立即发来贺电邮件，赵厚麟当即一一回复。没有想到的是，次年夏天赵厚麟与这几位负责人见面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有指望赵厚麟会立即回复，更没有想到赵厚麟希望加强合作。因为此前他们发给ITU负责人的邮件没有一次收到回复!从那时起，赵厚麟就保持了与他们良好的友谊和合作。

在全球信息化、数字化浪潮中，基础电信运营商为全球电信现代化和全球数字化立下汗马功劳。作为ITU高级管理者和主要领导人，赵厚麟也为电信运营商大声疾呼，贯穿始终。21世纪初，他精心组织了产业界技术执行官年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制度一直保持至今。他在会见国家领导人时总是希望他们理解运营商，支持运营商。

与产业界的精诚合作加强了ITU与业界的联系。赵厚麟担任ITU秘书长后，又把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提高到ITU工作的战略高度，鼓励中小企业参加ITU工作，加入国际舞台的展示和参与，鼓励创新、良性竞争和有效合作，还极力主张和积极推动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参加ITU工作。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赵厚麟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就能掌握主动权，就会获得各方发自内心的支持。

促进数字发展 消除数字鸿沟在ITU任职，特别是担任ITU秘书长期间，赵厚麟努力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消除数字鸿沟，克服了很多挑战，取得了优秀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赵厚麟认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消除数字鸿沟的努力需要各方大力支持，不能把这个任务只作为电信运营商的责任和义务。运营商有责任有义务，但他们也有许多挑战和困难。

电信运营商是建设数字社会的主要力量，同时面临技术更新、市场竞争，需要理解和支持，但社会上有一些议论，觉得电信运营商总是赚钱，不会缺钱，无需担心他们的未来，甚至有些国家把增加财政收入的计划放在电信运营商身上，加大对他们的财政要求的压力。此外，数字鸿沟一直存在，甚至有加大的趋势。因此，需要鼓励社会为全球数字化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环境，加大投资力度，动员各方力量一起努力。

为推动数字化的全球发展，赵厚麟在上任ITU秘书长之初提出4个“I”，即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投资(Investment)、创新(Innovation)、普惠(Inclusiveness)。在任职期间，赵厚麟出访了很多国家，会见了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传4个“I”，希望他们支持在信息通信领域的投资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支持建设。

为了争取投资，赵厚麟和ITU也向国际财团、基金会、各类银行和产业界多方呼吁，向国际上传统的投资国和投资方呼吁，或者准备一些项目请他们支持。还与联合国兄弟组织合作，请他们开启关于数字化建设的项目，或在他们的项目中加入数字建设的内容。

在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赵厚麟发现全球信息通信业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不断更新，需要支持创新;二是数字鸿沟存在，需要努力消除。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各国对数字社会的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做了新的努力和尝试，也凸显了新的挑战。

比较突出的是，各行各业都在努力推动数字化建设，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和发展规划，也都把数字化建设作为战略目标。如果把各个部门的数字化建设思路和措施留给各个部门自己实施，不一定对一个国家的市场建设带来最佳结果。

如果把各个部门的数字化建设的思路，方案和措施集中起来，国家统筹安排，结果可能不一样。在任何情况下，某个国家的投资总额总是有限的，能否把有限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益，特别是大家都朝同一个数字化方向努力时，换个思路也许不无益处。因此，赵厚麟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推动这方面的讨论和探索。

在ITU工作了36年，赵厚麟遇到许多感到高兴的事，也有不少感到遗憾的事。比如，在访问中，赵厚麟指出，看到许多尚未联网甚至从来没有使用过手机的孩子，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与城里的孩子一样使用当代通信手段，而且明显感到自己无法帮他们改变现状，觉得遗憾和心痛。赵厚麟表示，但愿这些情况会得到扭转，不如意处尽快得到改善。

适应新生活赵厚麟在ITU努力工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照顾家庭。令赵厚麟非常感动的是，他的工作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全力支持。

但是，他的夫人也付出了很多。2016年，赵厚麟的夫人患了重病，做过两次手术，还要坚持化疗多年。她的日常生活需要人照顾，但她一直坚强地挺住，尽量自己料理。赵厚麟的儿子一家在英国生活，但只要需要，他也会及时赶回日内瓦照料他的母亲。

赵厚麟表示：“夫人和孩子帮我度过了那几年的难关，夫人告诉友人，‘国家需要他，ITU需要他，他自己也愿意干，我不能拖累他!’ 我非常感谢她!我也希望大家记住她，感谢她!”

如今光荣卸任ITU秘书长之后，赵厚麟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她，弥补以前的遗憾，共同度过退休时光。“我现在正在努力适应新生活。”赵厚麟表示。

尽管赵厚麟要开启退休的新生活，但他在ITU任上的那段光辉岁月，对全球通信、中国通信所做出的贡献并没有被忘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副部长刘利华说，赵厚麟秘书长是ITU组织一位难于超越的优秀领导人，他的忠诚、勤奋、专业与亲和力广受赞誉!刘利华所指的忠诚，包含了赵厚麟对祖国的忠诚、对通信事业的忠诚和对ITU组织的忠诚的深刻含义。

国内很多机构也在赵厚麟卸任后，向他发来了感谢信，表达他对全球和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贡献的敬意和深厚的家国情怀的赞誉。

重庆邮电大学李林书记、高新波校长在联名感谢信中，称赞赵厚麟是全球华人的骄傲，强调赵厚麟作为首位担任ITU秘书长的中国人，卓有成效地影响了世界通信业的进程，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华美篇章。赵厚麟于2016年出任了该学校董事会名誉主席。

对于国内机构的赞誉，赵厚麟总是满怀感恩。他表示，很多领导和专家在万里之遥和百忙之中，关注我个人生涯的重要时刻，令人感动、衷心感谢。

回首36年的ITU生涯，赵厚麟一直力求把事情做好，他曾经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给电联大家庭和国际上留下一个当代中国通信工作者的美好印象，和一个华夏使者的独特风采。他努力了，也做到了。

祝愿赵厚麟先生的退休生活轻松愉快、幸福美满。

赵厚麟先生在ITU日内瓦办公室的一副对联。上联：“厚爱中华长报国”，下联：“麟行异域更思乡”。(图片来源：《通信产业报》渠道)

策划指导：新文

对话：辛鹏骏

整理：高超

鸣谢：赵厚麟先生，和王建宙先生、李正茂先生、葛颀先生对本文素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