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高科技产业的破局之道：集中力量办大事

俄罗斯科技发展经过 3 个世纪的探索，可以说由政府最高层指导协调全国优质资源，集

中力量办大事，并以此为基础发挥市场化手段的决定性作用，是相对更适合俄罗斯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剧 变。30 年过去了，今天的俄罗斯高科技产业正在逐步走向复苏，尽管远不能与苏联时代的盛况相提并论，但是已经停止了自由落体般的倒退和衰落。

彼得大帝铜像

俄罗斯从彼得大帝于 1724 年下令创设彼得堡研究院开始，科技发展历经了近 300年。总体来说，基本上保持了国家元首直接指挥，自上而下进行资源协调和组织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市场化手段调节资源配置的集中化与国家化相结合的发展体制。该体制以政产学研军一体化为核心特征，强调科技为国家发展服务，也就是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提供支撑。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这套科技体制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展现惊人的爆发力。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提出了“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发展道路，科技系统就迅速围绕如何解决与此相关的科技问题为国家的重工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持。之后，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科技系统就围绕制约国家实现工业化与国防军工完成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并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套科技制度往往可以在极端困难时期展现出顽强的韧性。例如，卫国战争时，苏联迅速建立了以最高领袖为绝对领导的动员式科研管理体制，依靠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机制，在战时状态下高效率调配国家资源，以科技应战最终帮助国家取得胜利。然而，这套体系的缺陷同样显而易见，因为该体系的底层逻辑强调集体和国家地位的绝对化而轻视个人利益。同时，资源的集中导致管理的集权，久而久之僵化、固化之弊端便会愈演愈烈，导致资本运作、成果转化等创新创业因素无法充分发展。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高科技发展停滞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不景气之中。

因此，经过 3 个世纪的探索，可以说由政府最高层指导协调全国优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以此为基础发挥市场化手段的决定性作用，是相对更适合俄罗斯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可持续性较高，而且能够让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获益良多。

从与世隔绝到创新枢纽的科学城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苏联在各个远离行政中心的地区划出成片的封闭区域，逐渐建立起一批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并在这批联合体的基础上形成了城镇规模的居民聚集区。这些联合体专注于在特定领域提高国家的军工能力以及国防竞争力，在多数情况下与航空航天、核物理、电子通信、生化技术相关。这些科学城完全以国家拨款为经济来源，聚焦专业领域，具有显著的封闭性、排他性和前沿性。这些特点帮助科学城在当年以相对较短的时间在国防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并为苏联发展提供了高科技支撑。

然而，苏联解体以后，科学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面临严重问题。国家和军队拨款急速减少，订单在短时间内锐减，导致经济来源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的科学城面临极端困难。这导致了科研人才迅速流失，科研设施日渐老化落后，原本就规模较小的科学城逐渐衰亡。久而久之，科学城无力支撑俄罗斯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科技发展。从长远来看，若任由这种情况恶化下去，就会对整个国家科技力量的根基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因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保住科研力量，减少人才流失，逐步恢复科研能力，力所能及地培育创新发展要素，就成了科学城复兴的首要任务。

2002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系列法规政策，俄罗斯开始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新一轮世界科技创新的浪潮中，俄罗斯为了迎头赶上，决定让科学城发挥出重大作用。因此，其作为复兴的第一步，俄罗斯采用的关键一招就是政府牵头，集中力量，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国家拨款用以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重建与修复，并着力提高科研人员的基础工资和基本生活待遇。同时，俄罗斯尝试拨款改投资的方式，利用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撬动企业资本以及私人资本。之后，俄罗斯引入超大规模的国家行业性综合体以及寡头巨富们的大企业，其作为需求方和大客户进入科学城的创新创业生态圈，牵引科学城孵化的小型初创科技企业的业务发展并提高科学城的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科学城逐渐形成了企业急需什么就研发什么的产业发展闭环，最终打造了科技 - 工业与研发 - 生产一体化的生态体系，确保科学城的可持续发展。

俄罗斯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

近年来，一批曾经辉煌的科学城逐步重回正轨。例如，苏联时代的原子能重镇科学城奥博宁斯克和杜布纳，随着俄罗斯核工业的重组与振兴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基于原子能领域深厚的基础科研实力、配套设施开发能力和强大的工程化中试研发生产能力，这两座城市建立了一批成果转化机构和高科技初创企业，充分盘活科技成果，面向工业软件、信息安全、水文与气象监测、原子能农业（核能辐射育种等）等前沿领域加速研发应用。曾经擅长于核工业领域信息化建设的杜布纳，建立了俄罗斯国家编程中心并逐步发展为该国的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和人工智能高地。杜布纳还新建了一所科技大学，在重点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中与俄罗斯科学院、原子能集团以及相关军工集团建立起长效共建机制，聘请这些重量级单位的专家和企业家来学校任职任教，以产业前沿的眼光牵引学校的教学科研，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在当地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扶持下，这所大学有针对性地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从而逐渐汇集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年才俊到此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军民融合——国家战略高度的重大举措

从沙皇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建设。政产学研军一体化的科技体制自彼得大帝时代形成以来，军事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国防科技工业始终为俄罗斯的科技成果提供了宽广且前沿的应用场景。在技术熟化之后，军队又是科技产品最重要的客户之一。没有军工支持的俄罗斯高科技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持续的。300 年来，军工蓬勃发展、国防订货旺盛时期也往往是俄罗斯科技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长期超大规模的军工投入（军费开支长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60% 以上的制造业服务于军工生产），造成了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两张皮的现象十分明显。例如，苏联是航空工业的超级大国，在军用飞机方面，无论是战斗机、轰炸机还是运输机，其综合性能与美军对应型号的军用飞机大致相当甚至略占优势。然而，民航客机尤其是大飞机与西方始终有明显差距，甚至大多数时候是存在代差的，特别是在客机经济性、舒适性、安全性方面。苏联同一家航空设计局在同一时期的军用飞机和民航客机，在世界航空产业的地位往往有天壤之别。例如，大名鼎鼎的伊留申设计局，其伊尔 -76 大型军用运输机经过数次实战洗礼，不断升级换代，还批量出口到众多国家，堪称世界经典机型。然而，同一时期的民航大飞机伊尔 -86 则因各种原因与外界最初的期望相距甚远，尤其是航程方面更是留下巨大的遗憾。同一家科研院所，军民两张皮现象尚且如此触目惊心，整个苏联科技的军民割裂就可见一斑。

伊尔 -76 大型军用运输机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之后，随着军方订单的骤然降低（降幅超过 2/3），经营环境雪崩式的剧变使得绝大多数军工企业陷入生存困境。尽管前后两次惨烈的车臣战争让俄罗斯中央政府重新意识到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随之而来的订单潮更像是聊胜于无的迟到补偿，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量军工企业早就入不敷出的悲惨境况，让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多年的企业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是想要完全依靠政府订货获得可持续发展甚至是重振旗鼓，那就严重脱离实际了。21 世纪初，俄罗斯最高层和军工系统的决策层结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军民融合、寓军于民的共识——这种发展模式才是利国、利民、利军的长久之计，才能真正帮助军工企业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并在俄罗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获得稳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各方面的原因， 军工系统聚集了海量的优质创新资源是俄罗斯转型为创新型国家必须倚重的战略力量。军工系统中创新型企业占比高达 30%，而非军工行业中这个比例不到10%。整个国家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约 30% 是军工产品。军工系统 200 万从业人员中有接近 30% 来自科研院所，约 50% 的人员在创新型企业中就职。因此，军工系统集中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战略科技力量。

近年来，俄钛集团（俄罗斯航空产业综合体俄罗斯技术集团的旗舰单位）作为俄罗斯实力最强的钛合金产品研发和制造企业以及明星级的新材料企业，在满足国内军用航空航天钛合金产品需求的同时，积极拓宽民航市场。俄钛集团首先盘活了苏联军用飞机的海外存量客户，为他们提供最新的钛合金部件作为整机售后增值服务，从而进入国际市场。之后，俄钛集团逐步渗透到国际民航市场，开始参加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采购项目的招投标，并成功进入波音公司民航客机板块的供应链。尽管自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美两国的政治关系逐渐走向冰点，但是并没有影响波音公司与俄钛集团的深度合作，俄钛集团已经成为波音公司 787 系列客机钛合金部件最主要的供应商，波音公司甚至追加投资在俄罗斯新建了钛合金零部件的生产厂并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低调投产。

百年大计沧海桑田的俄罗斯核工业

俄罗斯境内拥有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它在苏联时期建成，至今已安全运行超过 60 年。目前，它已经进行了一次延寿，预计可以安全运营 100 年左右。从这个角度看，核工业确实是百年大计，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该延寿项目的成功实施帮助俄罗斯的核工业发现了核电站机组延寿所需要的技术、服务、产品等带来的巨大市场前景。考虑到苏联时期建设的一批海外电站陆续进入运行寿命的后期，延寿市场潜力将逐渐释放。这一业务将成为该国核工业长远发展与基业长青的重要支柱。

俄罗斯的核工业体系历经苏联原子能工业部，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署，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原子能集团（Rosatom），虽然几经起落，饱尝大喜大悲，但总的来说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是俄罗斯唯一的核工业公司，既是经营者又是监管者， 既是市场主体又是行政主体。

目前，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按照业务重点将旗下约 360 家企业与研究院所划分为 11 大板块，并建立了监督委员会等治理机构，确保每个板块的负责人都能进入核心管理层，参与集团重大经营决策。这既保证了公司最高层和具体业务板块的连通，从而确保决策的快速下达与执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板块的积极性。在创新发展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整个集团总结苏联时期的教训，充分意识到集团拥有的一支庞大且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团队是整个集团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只有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才能使这支人才队伍充分具备国际核能市场所需要的“小快灵”打法相关技能和思路，从而快速渗透市场获得订单，让创新发展取得突破。例如，原本只负责国内核电站运营的康采恩公司，最初通过与集团国际合作部门的交流沟通，发现了海外核电站设备维护服务的巨大市场潜力。于是，康采恩公司先从中俄合作的田湾核电站开始，招聘之前在此工作的员工，进行备品备件、大修以及日常服务工作。在取得良好的市场效果之后，康采恩公司专门成立了原子能服务公司，通过跨部门协调，关注新建的海外核电站并开展相关运维服务，实现了服务、销售一体化。该公司年收入很快突破 1亿美元，近几年已经接近 5 亿美元。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还成立了由副总经理兼任部门领导的创新管理部，使得创新可以跨专业、跨部门、跨层级快速协调。目前，创新管理部除了立足核电主业，推进快堆、浮动式核电站等新技术路线产品研发制造以外，还在放射医疗器械，尤其是在质子重离子治疗仪器上积极布局。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公司的业务扩张、服务增值以及核技术应用场景的拓展。在这个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相互促进的大时代，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俄罗斯原子能集团的国际竞争力。

2007 年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成立时，俄罗斯最高层要求这家公司成为一家外向型企业，在国际核能市场尤其是全球核电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换言之，俄罗斯政府要求该企业为国家创造海量的外汇收入 面向未来，俄罗斯原子能集团计划在 2030 年实现海外业务收入占集团总收入的 50% ～ 60%，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海外核电站超过 80 个，核燃料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25%。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前，中俄两国关系密切。由于两国的很多装备制造企业和众多科研院所有着深厚渊源与众多交集，中俄两国在科技创新的诸多关键领域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之处。例如，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科技事业始终坚守的定位：科技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手段、工具和标志，但不是目的。这对当下正在构建科技创新领域新型举国体制的我国而言，尤其值得深思。

苏联在发展中一味强调集权式管理以及指令性计划走到穷途末路，昭示后人在科技创新领域坚持企业主体地位，采用市场化手段配置资源才是主流和正途。在苏联解体并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不景气后，政府加强了调控。因此，政府调节资源的手段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一定要相互配合，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坚持政府调节作为最关键辅助性手段，才能让科技创新行稳致远，才能真正发挥出科技创新第一驱动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大作用。

俄罗斯科技发展300年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每个国家都要结合自身情况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我国作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后发国家，理性的做法是根据自身情况，博采众长，取各家之精华为我所用，而非在几条道路中教条地做选择题或者一边倒，更不能盲目生搬硬套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同时，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到，越是在大变革、大变局的时代，就越是要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破坏式的改革和雪崩式的剧变都不可取，因为有可能造成颠覆性的错误。

李楚天，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经理，曾在英国、法国、德国学习生活并熟练掌握英语、法语、德语。

马颖蕾，上海新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MEMS 传感器领域高级工程师，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