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与复旦的「派系之别」：同是沪圈双雄，却走了不一样的「医疗机器人」之路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内医疗机器人的应用有比较明显的派系之别。比如，上交系医生喜欢的手术机器人，复旦系医院却不是很待见。”
在雷峰网与一位医疗机器人从业者交流时，他抛出了这一结论。而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一个投资人士的肯定。
上海创瑞基金投资总监陈松年向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说到，“上海交大有机器人研究院，好几位教授都有手术机器人创业项目，这是他们的特色。”
2020年，我国高校、 院所医疗器械专利授权数达到全国总量的43%。
作为医疗器械的直接使用者，附属医院受高校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更深远，高校的优势学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附属医院的专科偏向与医学特色。
3月，上交附属瑞金医院使用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术锐单孔手术机器人，并成功完成了首例乙状结肠癌手术。
这也是继泌尿外科之后，我国自主研发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开辟的又一个外科应用领域。
参与此次手术的单孔手术机器人，正是由上交徐凯教授创立的术锐科技联合上交、瑞金医院自主研发的产品。
从附属医院的引进数量、机器人品牌、手术领域，同处沪圈的复旦和上交有着明显的差距和风格。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上交系，更大胆、更敢于尝鲜
作为上交最大的临床教学医院，瑞金医院是国内最早开展机器人手术的医院之一，自2010年起相继在胰腺外科、心脏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胃肠外科等多个领域内开展机器人手术。
十余年来，机器人胰腺手术完成超两千例，数量位居全球第二，目前，患者五年生存率达40.4%。
除瑞金医院外，仁济医院、新华医院等多家交大附属医院也均在多年前开展机器人手术，引进多台达芬奇、天玑、术锐等国内外不同品牌的手术机器人。
相比胰腺手术经验丰富的瑞金医院，仁济医院则更专注在脊柱外科的机器人手术，目前已成熟开展包括极重度颈椎病、多节段腰突症、重度腰椎滑脱等病种在内的机器人手术数百例。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使用情况（不完全统计，雷峰网制图）
复旦大学的附属医院也是国内最早使用机器人进行手术的医院之一。
早在2009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引进了第一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并于同年开始开展肾盂成形术、前列腺癌根治术、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等机器人手术，至今已经完成各种泌尿外科手术三千余例。
此外，同属复旦附属医院的肿瘤医院、妇产科医院、耳鼻喉科医院、华东医院等同样引进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直肠癌、宫颈癌、肝移植以及泌尿外科多种术式中开展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使用情况（不完全统计，雷峰网制图）
据公开披露的信息，上交系附属医院共有七家引进手术机器人，涵盖达芬奇、术锐、天玑、鸿鹄、MAKO等国内外各品牌，其中术锐正是上交大教授徐凯创办的术锐科技研发的手术机器人。
而复旦系引进手术机器人的五家附属医院，则只选择了国外老牌达芬奇。
在手术领域方面，上交系医院开展的机器人手术类别更加广泛。瑞金医院、仁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第九人民医院等几家，都已完成过多个类别的机器人手术，包含胰腺外科、心脏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胃肠外科、耳科、眼眶外科、脊柱外科等。
复旦系引进手术机器人的医院中，不乏妇产科医院、眼耳鼻喉科医院一类的专科医院，因此手术类别多集中在妇科或耳鼻喉科单一领域，而中山医院、华东医院等全科医院开展的机器人手术类别不及上交系丰富。
从上述的图表中可以发现，上交系对手术机器人的尝试比复旦系医院更加前卫、大胆。
不同发展路线的三大理由
作为上海市的顶尖老牌高校，上交和复旦的附属医院扎根于同一片土地，受相同的医疗政策规范，却在手术机器人的应用上产生了不同的选择。
究其原因，两所高校不同的学科风格、历史发展以及产学研布局均可述说一二。
首先，是学校定位的差别，这是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上海交通大学是以工科见长的高校，早在百多年前建校之初即确立“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
作为交大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校友和工作人员在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等的研发过程中均有所贡献。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早在1979年建立了机器人研究室，后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是我国最早机器人从事机器人技术研发的专业机构之一。
到了智能时代，交大亦不落于人后。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成立，依托交大优质的工程学和医学临床资源，逐步形成“医工交叉”的办学特色。
目前，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与生物工程医学学院分别下设智能机器人实验室、生物医学制造与生命质量工程研究所、上海市医疗机器人技术创新中心、上海市高端医学诊疗装备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科研机构，致力于医疗机器人及其他诊疗装备的研究。
与上交相比，复旦大学在机器人领域的积累则显得有些薄弱。
复旦是文理兼备的综合性顶尖学府，但工学学科的历史沿革却并不久远，同上交比要更晚。近年来，复旦为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创新进行了诸多尝试。
2017年，复旦提出利用文理综合优势发展“新工科”的计划，与政企共建“复旦工研院”，围绕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电子材料等产业布局，选取高水平项目入驻产业化基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目前，复旦下设智能机器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智能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等多个机器人科研机构，医疗、大健康相关的产业需求也在其计划之中。
不过，相比于上交的机器人积累，复旦的“新工科”计划还略显稚嫩。两所高校在学科定位上的意识形态差异，是根本性的区别，短时间内无解。
其次，两所高校医学院的历史沿革，也影响着附属医院对手术机器人的使用意愿。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是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办学，组建成为新的复旦大学。2012年，新的上海医学院成立。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上海医科大学
两校合并之前，上海医科大学是卫生部部属院校，后由卫生部划转教育部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则是由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而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前身上海第二医学院，早在1958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期间被划分为上海市地方院校。
在整个医疗体系中，交大系附属医院上海籍医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复旦系的附属医院。
对上交、复旦系附属医院颇为熟悉的上海创瑞基金投资总监陈松年向雷峰网表示，“交大系的医院相对来说学术环境更加自由奔放，受到的政策管制较少，交大系的医生更加愿意尝试新的东西，复旦系相对没那么开放。”
最后，是手术机器人产学研布局的差异。
产学研的合理转化机制，对于医疗工程的创业尤为重要，上交与复旦的这个差异与上述两点一脉相承——上海交大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成果落地方面远超复旦。
大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被誉为“创业的孵化器”、“硅谷的摇篮”，半个多世纪以来孕育出了许多家科技领域的领头羊企业，诸如惠普、思科、Google、英特尔、太阳公司等等，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校友创办。
为鼓励校内教授与学子创业，斯坦福大学对于利用个人职务发明创业的态度十分宽松，只从中抽取少部分股份。
此外，斯坦福还为创业者搭建起与工业界之间的桥梁，为创业者与投资者建立联系，寻找投资。Google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当年就是经由斯坦福大学的创业办公室介绍，联系上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从而获得了第一笔投资。
他山之石在前，上海交大也打造了如斯坦福创业办公室一般的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如由校基金会和校友会发起的“C计划”，链接优秀投资机构和标杆企业。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同样是交大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新尝试。
早在2017年，复旦开启“新工科”计划时，交大已联合闵行区成立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并于两年后的2019年启动成立上海交大-闵行医疗机器人产业园。
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研究院揭牌仪式
医疗机器人研究院是校级医工（理）交叉平台，临床研究在上海交大的多家附属医院展开。术锐科技，正是上海交大“C计划”与医疗机器人研究院的受益公司之一。
2014年，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机器人研究所的教授徐凯成立了术锐技术，对标手术机器人巨头达芬奇，致力于单孔手术机器人的研发。目前，已顺利进入临床阶段。
今年1月，上海交大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启动单孔腹腔镜手术机器人临床项目，引进的手术机器人品牌正是术锐。
3月，上海交大附属瑞金医院使用术锐单孔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了首例乙状结肠癌手术，为术锐机器人开辟了全新的胃肠外科手术领域。
瑞金医院赵任教授正在操作术锐机器人
术锐手术机器人的顺利落地应用与上交系附属医院密不可分。
除徐凯的术锐单孔手术机器人外，其余多位上交系教授带领的手术机器人研发团队大多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如顾力栩教授的手术导航及机器人诊疗系统、范先群教授的眼眶手术机器人、沈国芳教授的颅颌面截骨机器人等。
由上交校友创办的汇禾医疗，也于去年联合上交创办了首个介入手术机器人研发中心。
反观复旦，近年来虽开设了多个机器人科研机构，将医疗相关的产业需求纳入发展目标，但距离手术机器人的自研与产业化落地仍路途遥远。
因为没有学校参与研发的本土自研产品，开展过机器人手术的复旦系附属医院更倾向于选用产品成熟度更高、临床应用更久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谁能打破巨头垄断僵局？
自1992年世界上第一台手术机器人获FDA许可认证以来，手术机器人行业已经发展了三十年，也诞生了达芬奇这样几乎垄断全球市场的国际巨头。
但手术机器人行业仍然在上升期，国内市场更是尚未完成培育。
截至2021年底，达芬奇在中国装机数量达到260台——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数字是6500台。
作为手术机器人领域的鳌头，达芬奇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企业，想要进入被达芬奇牢牢把控的手术机器人市场，着实不易。
陈松年指出，“一个商业模式要成立，它必须是一个刚需”，而目前的手术机器人产品的精确性与安全性尚不足以让医生动心。
然而，所有事物发展都需要试水。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重任？
如上交、复旦一般的顶尖高校，既包罗国内最先进的学术力量，又具备瑞金、仁济、中山等实力强劲的附属医院可供产品落地，更应该积极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进行技术研发，推动手术机器人产品转化，打造国内自研品牌。
他们应该，也必须是打破“医疗机器人僵局”的参与者。
